郑野兽

火车到达北京站的时候，天空雾蒙蒙一片。来接我们的吴师傅问，要不要去看看天安门？我们都点头，要去的，从进入学堂开始就学“我爱北京天安门”，可是我前前后后到北京三四趟，却没到过一次天安门。

车子进入长安街，雾中的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五星红旗、中南海一一出现在眼前。毛主席纪念堂门前排着长队，基本上都是上年纪的人，其中很多穆斯林，大家前脚贴着后脚，慢慢的等待着。

雾中的北京，我的心情有些小忧伤，几次在北京的日子突然浮现在眼前。

几次来北京，都是因为考研，第一次是陪Della去北师大面试，那一次也是从上海出发，在北京站下的车。来北京前把路线都打听清楚了，可是当初计 划是从兰州出发，终点站是北京西站，可是却没想从上海出发，到的是北京站。大清早6点左右到的北京，也是灰蒙蒙的天气，广场前人头涌动，我又是问交警又是 问红袖标，都指着那块牌子，“那上面有呢”。可是过去，一排排的站名，死活也找不到铁狮子坟、北京师范大学站。

买了一张北京地图，北京交通网密密麻麻，看了大半天，没整明白。不甘心，便问来来往往的过路人。都摇头说不知道北师大在哪，怎么坐车。折腾来折腾去，于是只好给北师大的师姐打电话，让她帮我们查一下。

我们到得早，Della准备面试，去北师大田家炳艺术楼看书，我买了本城画，在有暖气的教室里很快睡着。于是决定去电影学院。

步行去的，边走边打听。在蓟门桥的时候，我没找到电影学院。

奇怪，电影学院不是在蓟门桥附近吗？可是附近哪有，我在电影博物馆门前停顿了半个多小时，心里琢磨着这地方不会是电影学院吧。看到一群人围在一 起，便凑头过去看。是一个穿黑休闲服的人在看一摞照片，他翻动的速度很快，照片上的俊男美女像flash一样飞快消失。到了一张帅哥艺术照的时候，这个带 墨镜的、梳着油油头发的人停了下来，他翻看照片背后的文字，是姓名身高爱好才能联系方式之类，那男人默默地读着，然后掏出他的蓝屏手机，按照照片背后的号 码拨号。

“诶，我说哥们，你在哪呢？还在北京吗？”他继续说，“带两套衣服，一套正装，一套便装过来，我等你，快点啊”。说完就挂断电话。旁边围聚的人便都散开了。他们的样子各异，有胖有瘦，有老头，有妇人，还有衣着光鲜的年轻男子。我想这些便是所谓的“群众演员”。

两个人在我旁边对话。一个说，“还要两套衣服？”，另一个回答说，“哎，赶紧买一套去吧”。

我又回蓟门桥站看看站牌。一个老大爷牵着狗从我身后走过。我把他拦下来，“大爷，请问您，电影学院怎么走？”

老大爷像是耳朵不好使，我又大声说了一遍。“电影学院啊”，他愣住，像石膏像一样想着，“不是在那吗”，他手指着，“小伙子，你往这条道笔直走，然后右拐，就到了”。

“大爷，远吗？有公交车吗？”
“不远。嘿，你年轻小伙子，走两步就到了。”

我常常用自己的名字以及不同的笔名，为不同的出版物写（影评）……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段真正快乐的时光；我可以常常去看电影，然后谈论它们，而且有人付钱让我这么做。我终于能够挣够钱可以从早到晚作自己喜欢做 的事，我很感激这段时光因为在此之前的七八年时间里，我都苦于挣钱吃饭与付房租。

——特吕弗《影评人的梦想是什么》

一部影片涉及战争与历史并不一定就获奖，但不涉及就很难跟大奖沾上边。《赎罪》的长相就清晰地指向大奖，在一部仅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段里，它需要表达的是，一个与嫉妒心沾边的女孩子，在有意犯错后，她面对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主题，但是，正如历史上那些“口诛者”所做的那样，真正直指内心的忏悔根本就没有多少，《赎罪》里的小女孩如是。她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告发所改变的只是拆分了一对情人。这一点日后在成为作家的她的笔下，为了解脱自己的罪恶，她虚构故事，让他们原谅了她。

《赎罪》简单地将告发案的矛盾核心转移了。我们关注告发者的命运，却忽略了那个可怜的罗比（被诬陷的“强奸犯”）。他的命运砝码在这个告发案中难道比他与情人的离别还卑微吗？

《赎罪》展现了一个心灵的谋杀者，它耕耘了一个好的题材，但是并没有深入，尽管如此，影片形式上的空旷与悠远就足够它在今年看似繁荣实则萎靡的电影中高出一头。

相比心灵的谋杀，《理发师陶德》的血腥跟暴力来得更感官一些。

被锐利的剃刀切割的脖子，血流如注。何况又有女人的嫉妒！有力量的杀戮便显得异常夸张，让人不寒而栗。简言之，这部影片恐怖地展现了混乱的“权力”被乱用后的结果。

影片在人物的个人成长经验挖掘了暴力的源头，指出个人童年经验对一个人日后行为的影响。同时，这种危险又是可以改变的，可惜的是，危险分子遇到了一个带着嫉妒心的女人。于是毁灭便不可避免。

《理发师陶德》应该挖掘一下内心情感的冲突层面。陶德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他应该面临内心的拷问。

有趣的是，这样一部带着血腥与死亡的影片竟然获得最佳影片，简直摧毁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所受的教育，或者我们所处的体系会容忍这样一部残忍和嫉妒熊熊燃烧的影片吗？

《理发师陶德》获得的是最佳喜剧或音乐类剧情长片大奖。难道是通过它来达到反讽的目的？或者，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认为蒂姆·波顿加约翰尼·德普的组合从来都是戏谑多于严肃？